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这个“十一”,当我还傻乎乎地在西湖的拥挤人海中艰难挪步,“奔县”游已经悄然成为文旅消费新宠。呼伦贝尔、赣州、芜湖、拉萨、日照等宝藏小众城市,成了“城会玩”的年轻人规避人潮、玩出不一样的选择。
比如前阵子因为《黑神话:悟空》游戏出圈的山西,在这波“奔县”游热潮中可算是赢麻了。小西天景区所在地隰县,9万人口的山区小县,3天里涌入了4万游客。另一处游戏取景地、位于大同的云冈石窟更夸张,“十一”当天接待参观人数便突破3万,同比增长114.78%。而大同全市的酒店预订量,同比也增长了六成以上。马路上不仅挤满了外地车辆,本地的出租车和“滴滴们”也全都上路客满。
其实,“奔县”游兴起已有经年。根据《全国县域旅游发展研究报告2024》,2023年全国1866个县域旅游总收入平均值为42.95亿元,接待游客总人数平均值为508.27万人次,分别同比增长41.19%、35.18%。
今年以来,“奔县”游的热度进一步提升。社交媒体平台上,“被低估的宝藏小城”相关笔记持续受到关注,共获得32.3亿次曝光,获赞收藏3370万次,获得227万条评论。特别是7月起,相关标签搜索量环比上升了2790%。
OTA平台数据显示,暑假期间,五线城市旅游订单同比增长34%,县域旅游订单同比增长22%,高于一线及新一线城市增速。另据华住集团的数据,今年7月,酒店订单同比增长前50的城市中,88%属于三线及以下城市,其中排名前10的均为三四线城市。相反,增速进入前50的一线城市仅深圳市1个。
中国的文旅格局,真的变天了吗?“奔县”之旅,会是下一个爆款吗?“奔县”游的兴起,能否成为日渐凋敝的小县城起死回生的契机?
要回答这些问题,首先得搞清楚“奔县”游的本质。在我看来,所谓“奔县”游其实是个笼统的叫法,仔细研究人们“奔县”之旅的游玩初衷,至少可分为两类。
一类是冲景不冲城。很多名山大川、文物古迹都位于偏远地区或县城乡下,比如为什么说“地上文物看山西”,就是因为经过这些年的高速发展,大城市的古建古迹已被破坏得差不多了,能相对完整保留下来的主要在山区县城。又比如江南水乡代表乌镇西塘,当年都是江南乡镇里面经济较为落后、交通较为不便,甚至不通公路的,这才在大基建浪潮中得以幸免,成为景点。人们去这些地方旅游,主要是冲着景区景点,而非城市去的,所以跟奔不奔县没有关系。
另一类确实是冲着小县城里人少不堵、物美价廉、岁月静好、性价比高去的。他们才是“奔县”游的主力,但这一类的比例具体有多高,我没有找到现成的数据,大概率是不如前一类的。但是随着旅游方式的变化,未来这些生活节奏舒缓的小城镇,可能会吸引越来越多度假型、休闲型而非旅游型的游客。
这可能也是中国旅游热兴盛了二三十年,但这两年才出现“奔县”游一说的原因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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当然,不管是哪一类,大多数“奔县”游玩的人,都是住在大城市,或者大城市都玩遍了、玩腻了,想寻找些新鲜感才去的。这就像我们出国旅游,第一趟肯定先去人家的首都或者世界级知名景点。只有当大城市、大景点都到遍了,然后才会选择其他城市,打卡一些小众景点。
虽然也不排除目前的经济大环境下一部分人节省开支、旅游降级的原因,县城交通、住宿等配套设施的日渐完善,使得低成本出游成为可能。
不过即便如此,我还是要说,“奔县”游这个概念本身就带有五环内的视角。
当大城市的人奔赴县城放松、疗愈的时候,也有很多来自小城乡村的人挤进大城市来游玩、购物、看展、见世面。但就像我以前说过的,同样一起火灾,发生在嘉兴,只能算本地新闻;发生在杭州,浙江台一报,就成了全省新闻;若发生在北京,央视一报道,则会成为全国甚至世界新闻。
同样的,大城市因为掌握着话语权,同样一起事件、一种现象,往往会以五环内的视角观点来形容、来定义。所谓下沉市场也好,“奔县”游也罢,都是这种名词定义权的体现。
如果切换到县城人的视角,则是本地游的兴起,但相较本地游,大城市依旧是外出旅游的主要目的地。毕竟,从绝对数量上看,来大城市的游客总量仍旧远远高过去小县城。每年的“十一”黄金周,前十大最热旅游目的地基本都被北京、广州、成都、重庆、西安、杭州等大城市瓜分。
拿杭州来说,2024年上半年当地接待的游客数量就达到1.37亿人次。仅十一当天,西湖景区客流量就接近40万人次,虽然较去年同期狂增59.24%,但就我在现场的感受,人虽多,但秩序井然,队伍也一直在前进。
反观因小西天景区出名的山西隰县,仅仅涌入4万游客就差点瘫痪,惹得游客差评连连,直到分管旅游的副县长和公安局长亲上火线,一个现场唱歌,一个维持秩序,全县机关单位停车场免费开放,各乡镇负责人、县直各部门“一把手”全部取消休假,举全县之力才总算平息了抱怨,hold住了流量。
不仅接待能力天差地别,在旅游产品的丰富度上,大城市也远胜于那些只有一两个景点、靠一两处古迹出圈的小城市。
特别是这几年,在全域旅游、小镇开发热潮下,县城游日渐有同质化倾向。过度商业化的古街、新建的城门墙垣、开满民宿酒吧的网红村落、不知名或连锁的村咖、“我在某某很想你”的路牌……这也是曾在西塘干过几年文旅的我,改行后再不去其他古镇的原因。
相反,大城市虽然各个高楼林立,看起来似乎千城一面,仔细探究却各有风情,比如北京凭古都新韵吸睛,上海融合现代与传统,重庆夜景火锅诱人,西安历史厚重文化璀璨。甚至一个城市内部也常常包罗万象,比如成都,既有春熙路的热辣时尚,也有大熊猫的憨态可爱;既能欣赏都江堰这样的人工奇迹,还是全球唯一能肉眼看到雪山的千万人口大城市。这种一站打包式的文旅目的地,是县城游比不了的。
正因如此,所以我不建议过度渲染“奔县”游。倒是这种五环内视角的广泛兴起与普及,本身却具有社会经济学意义上的价值,它标志着中国的人口分布与人群互动已进入到新阶段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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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3年,中国城市化率已达到66.16%。虽然跟欧美国家的百分之七八十还有10个点的差距,但很明显,在经历了40多年狂飙突进后,中国已步入城市化的最后一个阶段。
一方面,大多数人已定居在大中城市,这也是五环内视角成为主流的原因所在;
另一方面,大城市的高强度、快节奏,加之进城时间不久,对于县城原乡仍有怀念,这些因素叠加在一起,使得间歇性逃离北上广、到更广袤的乡土中国去喘口气,成为一种潮流风尚。
“奔县”游正是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出现的。它不仅帮助游客平复了心情,纾解了压力,也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县城发展的迷茫与焦虑。
这些年,随着人口、资源持续向大城市集中,小县城日渐凋敝。根据清华龙瀛团队的研究,2010~2020年,全国共有266个收缩型城市、1507个收缩的区县,占比超过一半,总面积达到440万平方公里。仅2023年,全国就有157个城市常住人口减少。其中,县城又是人口外流、城市收缩的主力。
仅以《黑神话:悟空》的主要取景地山西为例,全省117个县级行政区中,常住人口不足20万的有47个,不足10万的有16个。为此从2020年起,山西陆续分三批在11个人口小县开展“大部制改革”,像大同、朔州、忻州、晋中、长治等游戏取景地城市,皆有小县入围。
而根据中央编办主任李小新此前在一次讲话中透露的,2024年以来,全国范围内共有97个人口小县开展机构改革。问题是,机构改革、人员精简只解决(准确地说是缓解)财政支出的负担,但财政收入靠什么呢?
过去,大中小城市都向北上广深看齐,争建高楼大厦、工业新区,努力刷GDP。但现在,人走了,厂空了,GDP刷不动了,小县城的未来该何去何从?或许,旅游业是个不错的替代选项。
最近两年爆火的网红城市,走的基本都是文旅这条路线。尽管有人拿GDP来说事,嘲笑网红城市的经济增速不如工业城市,但其实这主要跟GDP的统计方式、产业权重有关。而且相比其他产业,旅游具有关联性强、辐射面广、带动性强等特征,是个“一业兴,百业旺”的全民产业。
2023年,全国A级旅游景区直接就业超过1000万人,旅游带动综合就业近8000万人。在当前的经济环境、就业形势下,发展旅游业的重要性不言而喻。为此,今年5月中央高规格召开全国旅游发展大会。随后,新疆、浙江、四川、云南等省也相继召开全省旅游发展大会,提出奋斗目标。
更重要的是,随着城市化步入尾声,人口分布格局趋于稳定,城市之间更多时候不再是竞争关系,而成为合作关系——大城市发展经济,小县城安放心灵,而旅游恰是连接大城小县的那根引线。
在这个意义上,“奔县”游不只是大城市人向小县城的单向奔赴,同时也是大小城市间的相互奔现。
(作者系长三角区域城市观察家、“为父亲写史”计划发起人、公众号“三土城市笔记”主理人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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