Web3.0风口尚在涌动，刚接受巨量热钱“洗礼”的新加坡，再次将“赌注”投向AI领域。

今年初，新加坡对外宣布，未来5年将向AI计算领域投入超过10亿新币（约合人民币53.5亿元），并让AI从业人员到2029年翻三倍。

一个更为具体的尝试来自新加坡政府旗下的产业规划方裕廊集团，在接受媒体采访时，其表示将在晶圆制造产业园中增加11%的土地用于招标，通过吸引顶尖半导体工厂来切入AI赛道。

即便对于被外界认为未能抢占国际竞争先机、又颇为前沿的AI产业，制造和园区仍是新加坡屡试不爽的绝对领域和优势“赛道”。

发迹于上世纪60年代裕廊镇的新加坡工业园模式，不仅成为新加坡无中生有实现工业立国的基础，还通过“政策输出”的方式带动苏州工业园、天津中新生态园等的发展。

眼下，工业园正在新加坡进化为创新源泉，让包括半导体等先进制造业实现再次生长，推动新加坡成为《2024年世界竞争力年报》中全球最具竞争力经济体之首。

对于期望孕育未来产业的中国产业园而言，新加坡的经验值得参考——对于通常依赖市场自发形成的创新要素，是如何在新加坡产业园的“有形之手”下“设计”出来的？

图片来源：每经记者 郑雨航 摄

为创新“建模”

2015年，在对欧美诸多创新区展开为期一年调研后，布鲁金斯学会的Bruce Katz、Jennifer S. Vey和Julie Wagner三位学者得出结论：即便贴上“创新区”标签，并不意味着就能形成创新区。

当时，创新区正在取代工业园成为不少国家打造园区的新潮流。尽管有肯德尔广场和22@巴塞罗那等先驱标定了创新区的形态，但更多的创新区沦为地产营销噱头下的“失败品”。有研究者分析原因称，与依赖实体资产的工业园区相比，创新区所需的是一种知识密集生态，难以套用现有政府主导型的发展思路。

创新如何由园区“制造”出来？答题“接力棒”传递给以“强政府”著称的新加坡。2016年，新加坡财政部长王瑞杰在作预算报告时宣布，新加坡将打造一个全新的“裕廊创新区”（Jurong Innovation District, JID），并将其称为“未来的产业园”。

今年，在破土动工2年后，占地620公顷的创新区已分阶段建成开放。从某种意义上说，创新区也是新加坡工业园的“延续”——其位于裕廊工业园的一侧，所在地“裕廊西”曾是知名“睡城”。仲量联行报告显示，到去年底，JID已吸引超过100家制造业价值链关键企业和机构，其中不乏博世、西门子、现代、牧野等知名企业的分支机构或研发机构。

一如裕廊工业园，创新区诞生便自带浓厚的政府规划色彩，其背后正是作为新加坡工业园规划和运营官方机构的裕廊集团。

上世纪60年代，成立初期的新加坡面临严重的高失业率问题，为了承接发达国家转移的纺织业等轻工业，新加坡着手开发建设裕廊工业园，并在1968年催生出“裕廊镇管理局”，专门负责管理裕廊与全国工业区。进入21世纪后，裕廊镇管理局先是“变身”为裕廊集团，而后与新加坡建屋发展局下属的盛邦国际进一步整合成立盛裕集团。

创新是裕廊集团无法回避的课题。特别是到了新世纪前夕，诺贝尔经济奖得主保罗·克鲁格曼曾对新加坡腾飞发展模式提出“不可持续”的质疑，不仅“震动”了时任新加坡总理李光耀，更加剧了有关“新加坡创新能力何在”的讨论。裕廊集团随机推动新一轮园区打造，重点被放在研发与科技类园区上。

多年后，裕廊集团的新思路凝聚在2017年发布的一份“创造明日产业空间”的报告中。时任裕廊集团CEO黄南在接受采访时指出，裕廊集团的角色已经转变成创造创新——从过去单纯建设基础设施，转换成打造软环境、推动地区营造，甚至会具体到设计和组织各类活动。

第四种模式

而亦如同其工业园区，新加坡独具特色的园区创新转型模式也引起了学界的关注。一个焦点在于，新加坡政府主导的规划方式与创新资源聚合所需的“活力社区”是如何实现有机适配的？

布鲁金斯学会的Bruce Katz和Julie Wagner曾总结了三种创新园区的发展模式。

最著名的一种莫过于以硅谷为代表的“锚定加”模式，以斯坦福大学这样的创新机构为“锚”，拓展出一系列包含创新企业、转化机构以及相应产业链上下游的创新生态。

以硅谷为“模版”，后来者又进一步衍生出新的园区形态。而与硅谷集中在城郊不同，他们大都出现在城市中心区。

一种是巴塞罗那22@创新区为代表的市区改造更新模式。位于巴塞罗那东北侧老工业基地Poblenou区曾陷入萧条。巴塞罗那奥运会前夕，当地政府借该地块编码22a对其重命名22@，推动遗产保护、厂房修复，新建创意建筑。通过创意设计带动创新，22@逐渐演变为当地“超级街区”，吸引超过4500家企业入驻，带动逾10万个就业岗位。

另一种是以美国北卡罗来纳州的“三角科技园”为代表的市区科技园模式。与“锚定加”模式的最大区别在于，其更有效发挥了市区黏合创新资源、提升功能混合的效应。

而反观新加坡，则是在综合了三者优势的基础上，通过一种类似“片区开发”的方式，将科技园区扩展成为一整个镇区。换句话说，比起让创新园“返回”市区，新加坡直接将其打造成为新城的市中心。

在新加坡2019年发布的城市总规草案中，一次性出现了三个新规划的片区，除了JID之外，另外两个是同样位于裕廊片区的裕廊湖区（Jurong Lake District, JLD）和大士港口。裕廊湖区与JID相距不远，定位是新加坡第二个CBD，由此，JID也将一并升格为CBD的周边片区。

这让JID在拥有类似硅谷的创新条件之下，走向了与硅谷不甚相同的发展方向。事实上，作为JID覆盖五个组团之一，南洋理工大学恰被赋予类似斯坦福大学的作用，正是JID的创新之锚。

而即便对于创新区本身，新加坡也并非单独规划。

在新加坡国立大学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的Jean Chia撰写的一则分析文章中提到，早在上世纪80年代，新加坡就已推进创新区的早期规划，并在乌节路西侧打造了新加坡科技园。由此开始一路向西到南洋理工大学，是新加坡的“科技走廊”。90年代新加坡打造的另一个重要的科技区——纬壹科技城也位于这一范围当中。

由此，连点成片、连片成网，这些片区共同构成了一个以科技为名的市镇。这个市镇功能完整、要素齐全，并且自成体系，反过来也能更好地为科技创新进行针对性的调整与变革。

再定义制造

以一个完整城市形态来发展制造业，也是新加坡以工业园模式探索制造业发展，所取得的最重要的经验之一。

有人指出，裕廊工业园的工业化过程，也是新加坡城市化过程的缩影。秉持着总体观和人文观，工业区重视用地合理利用，综合考虑人居生活的各种需求，进行适度超前的基础设施建设，逐渐发展成为配套体系齐全的工业基地和环境宜居的新型工业城镇。

当时，不少亚洲国家的工业园区仍是厂区形态，制造是园区一切设计的中心，难言人居环境。从这个意义上讲，新加坡正是通过工业园规划再定义制造，让人回归制造中心。而在新加坡“花园城市”的总体定位下，裕廊工业园还被冠以“花园工业镇”的称呼。

这一点，在其探索向外“政策输出”时更是展现得淋漓尽致。

1994年，在裕廊工业园的经验滋养下，苏州工业园破土动工。有资料显示，苏州工业园曾考虑以“industry city”为名，尽管因种种理由最终改为“industry park”，但足以见得，以“城市”为蓝本打造一直是苏州工业园学习裕廊的重要方向。在推进过程中，李光耀也在多个场合强调，新加坡更希望输出规划这一“软件”，而非苏州所重视的“硬件”。

而置于创新视角下，此种“新加坡模式”恰能够发挥出更多价值。

Jean Chia提到，在新加坡各类创新市镇单元中，各类零售、餐饮业态混合，广场和步行通道错杂，为交流提供便利，从而让在经济要素、实体要素之外，创新区对于网络要素的强需求得以满足。而根据硅谷的经验，正是由于不同行业，以及同一行业的不同横、纵向领域之间的跨越式交流，推动了创新的迸发。

此前，时任裕廊集团CEO助理David Tan也曾说过，JID打造“下一代工作空间”，“目的是创造一种更符合产业所需，更加活跃、可持续、可交互的工作环境，并由此吸引最佳创新人才”。

一个更加广阔的城市背景，还能提供传统产业园所难以提供的各类创新场景，这又恰是眼下创新产业必需的环节。JID就计划布局一个11公里长的空中走廊，不仅以无车、步行友好为特色，还将开辟自动驾驶专用车道，为车、路、云一体化提供试验载体。

当然，在新加坡管理大学教授Thomas Menkhoff等人看来，面对创新的各种不确定性，新加坡模式也不可能一成不变，改变的关键仍然落在如何认识城市这个“容器”。

在他看来，“城市可以是街道的迷宫、建筑的集合，也可以是各类关系的总和。”如果以关系为立足点，那么，城市规划就应该具备容忍空间功能变化的灵活性。比如在创新街区，传统工业建筑可能摇身一变为商业区或者共享办公场所。对于新加坡来说，一个问题是，能否在产业园区内实现“规划”和“非规划”的有效结合？

制造仍是新加坡产业园区的核心。根据2019年发布的总体规划草案，新加坡仍将裕廊工业区定位为最大的制造中心。而在新加坡制造2030愿景中，更提出制造业增长50%的目标，同时制造业比重将继续维持在20%左右。

就如当初帮助新加坡摆脱制造“荒漠”的状态，升级换代后的产业园能否再助其一臂之力？

记者|杨弃非

编辑|杨欢 孙志成 易启江

校对|刘小英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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